黄龙生

1962年国家计委决定由我所牵头编制地震区建筑抗震规范。之前未设道路桥梁的研究课题。为了编制抗震规范的需要，1963年初所里临时指定我与铁道部第一设计院同志合作探讨。双方通过史上桥梁震害资料及开展原型桥梁振动试验的分析，提出桥梁的计算模型、分析方法及抗震措施，被纳入1964年《地震区建筑设计规范（草案）》。1965年正式设立桥坝组，立项研究桥梁及大坝的抗震问题。1975年桥坝分开设组，1979年改革开放，淡化了课题组的研究界限。

桥梁方面主要开展的工作有：

1. 先后深入邢台、通海、海城、唐山等多个地震现场进行调查，并搜集、整理国内外20多次地震的资料，探讨桥梁的震害规律及破坏机理，总结有效的抗震措施。在通海地震调查分析中，还更正了地震区不宜修建石拱桥的观念。

2. 组织对武汉长江大桥、南京长江大桥、宜都长江大桥、长东黄河大桥等百余座桥梁的大型振动试验，测试结构的振动特性，为研究桥梁动力反应分析提供依据。

3. 开展梁式桥、拱桥的试验研究和理论分析，建立计算模型、简化计算方法。

4. 分别参与铁道部、交通部1977年、1989年工程抗震设计规范的制订。上述工作提出的观念、简化分析及抗震措施，在规范中都有所反映。

5. 探讨桥梁震害的预测方法，为桥梁的维修、加固或更新的决策提供参考。

6. 通过振动试验技术，拾取桥梁动态反应所传输出来的信息，分析、判别桥梁的安全度，开创动态试验鉴定桥梁安全度的方法。

7. 参与多座城市防震减灾规划的编制，提出经济合理的防范对策。

1979年改革开放，要求走向社会为工程建设服务。桥组还率先参与解决实际工程问题。实际解决工程问题，很多情况下，理论知识并没有直接解决的方法，需要冒风险去探索、创新。

1984年泉水双曲拱坝，下游坝面有未贯穿的裂缝。在强迫振动试验过程中，厂方要求监测裂缝的张合度，以控制激振力的大小，保障大坝的安全。问题是试验中大坝的动态变形很小，在仪器测量误差范围内；裂缝位置有张合的非线性变形，还有未开裂截面的弹性变形。一些学者认为根本不可能测出裂缝的张合现象，不敢承担任务。后来，我们通过巧布测点监测和合理的分析方法，消除仪器测量误差及弹性变形的影响，成功地测出裂缝张合随激振频率的变化规律，得到厂方的确认。

1987年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熔铝车间8#柱基下沉，危及车间安全。5月间厂方及设计公司要求我们探明原因。该车间建于1958年，车间火炉喷出的高温气体绕车间8#柱基下方流入烟囱，该柱基周边土体温度达500℃～600℃。经过振动试验检测，并综合考虑高温下混凝土的特性，得出柱基下部混凝土，长期在高温下，产生不可逆的热收缩变形，容重变轻，强度下降，导致柱基下沉的结论。次年3月，厂方及设计公司负责人、技术人员共16人突然来所，说是原检测结果有误，造成经济损失，言下之意，要求赔偿，闹得沸沸扬扬。原来厂方只是在柱基表层开挖，未达下部。经继续下挖，露出柱基下部混凝土，此时结论所描述的现象呈现了，厂方无语，不了了之。

1988年大庆北一断东注气试验压缩机房，每当机器运转，柱、墙、屋顶明显晃动，窗玻璃嘎嘎作响，引发恐惧，严重影响生产。厂方要求我们查明原因，采取措施，消除隐忧。我们应用振动试验技术，探明厂房各部位的振动规律，分析彼此间的相互影响，认为柱间斜撑系统过细、过柔，系统的频域范围接近机组运行的频域范围是造成剧烈振动的主因，建议更换斜撑系统。但也有怀疑的，认为原因不可能那么简单。事实是更换斜撑系统，恐惧感消失，疑者释疑。

在动力检测判别桩的质量及承载力方面也多次引发猜疑、担忧，最后通过静压试验校核证实，才平息了风波。

可以看出，问题的解决获得证实之前，常有质疑、猜测，形成压力。一旦问题的解决获得了证实，说清楚了，又觉得简单、平凡，谁都能干。实际上工程上的问题，具有多样性、复杂性，解决它既要有一定的相关知识，更要有能力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解决工程问题看似平凡，实则充满风险，需要有勇气和智慧去解决它。桥组同志顶住压力，排除干扰，勇于承担，解决了许许多多的工程问题，如三棵树松花江大桥、锦州凌河大桥、北京西直门立交桥、葛洲坝泄水闸门等诸多建筑及桩基工程，分析可能存在的缺陷、原因及应采取的对策；监测、分析大庆道路路基强夯及松花江边打桩对周围建筑物的影响，确定安全的施工方案等等。所幸的是，都经受住考验，为工程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回溯过去，桥组同志在艰苦的岁月里，不离不弃，团结一致，磨练意志，在实践中获得经验，增长知识，解决一个又一个科研及工程问题，在平凡而又充满风险、智慧的工作中，谱写出多彩的人生阅历。

我永远眷恋桥组同志。

作者系原生命线工程室研究员